牛僧孺

牛僧孺，字思黯，安定鹑觚（今甘肃灵台）人，生于唐代宗大历十四年（公元779年），卒于唐宣宗大中元年（公元847年）。在牛李党争中是牛党的领袖，唐穆宗、唐文宗时宰相。集五卷，今存诗四首。贞元进士。元和四年（公元809年）以贤良方正对策，与李宗闵等共同抨击时政，为宰相李吉甫排斥而久不任用。穆宗时，累官至户部侍郎、同平章事。敬宗时出任武昌军节度使。大和四年（公元830年）任兵部尚书、同平章事，成为牛（僧孺）、李（德裕）之争中牛派首领人物。武宗时，李吉甫之子李德裕为相，牛被贬任循州长史。宣宗时召还，不久病卒。

籍贯考证

综述

　　根据以上史料，牛僧孺的籍贯因其祖上，当是昔之安定鹑觚，今甘肃灵台县。那么，为什么会出现“陇西人”的说法呢？下面试论之。

祖上人士

　　牛弘死于公元607年，牛僧孺生于公元779年，其间170年。如果都从生年算，那么他们相差达236年。这样，僧孺当是牛弘的数代后孙。牛氏居官在外，接连数代，对其籍贯，世人误以枝为本也是可能的。宋代计有功编辑的《唐诗纪事》在介绍唐僖宗乾符五年（公元878年）进士牛峤时说：“峤，字公卿，一字延峰，陇西人。自云僧孺之后。”清张思宕、宗棣所辑《词林纪事》也说牛峤是“唐宰相僧孺之后。”《旧唐书》记载，僧孺有个孙子叫牛峤，官至尚书郎。唐玄宗时代，有个叫牛仙客的，初为县小吏，当过陇西营田使，迁洮州司马、河西节度使，曾驻军过临洮，后来做到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爵，封陇西县公。他父亲叫牛意仁，本没有做什么大官，因其子贵，唐玄宗时代的张九龄曾给他题过墓志铭，说牛意仁族祖是“奇章公隋宗臣”（《灵台县志》），这说明牛意仁、牛仙客也是牛弘之后牛僧孺的族祖了。据《新唐书》宰相世系表，牛僧孺的祖系还可以追溯到汉代。其族祖牛邯，当过汉护羌校尉，曾在陇西住过；另一族祖牛崇还当过陇西主簿。如此，说牛僧孺是陇西人，是否因牛邯、牛崇、牛仙客、牛峤的官封、居处和记述而错以枝为本呢？

文献记载

　　但是，牛僧孺的族祖在汉代就住在鹑觚。张九龄说：牛崇他们“因官安定，爰处鹑觚为郡人。”牛意仁在“开元六年（公元718年），随子（仙客）西征，就养终侧伏羌官舍（一说秦州官舍），时年七十有六。冬十一月归葬北原……逸人之墓，今同郡邸。”《灵台县志》上说“归葬鹑觚，墓在县南夷平乡。”如果说牛意仁的族祖不是灵台（鹑觚）人，那么，他死在秦州（天水）为何要“归葬北原”（灵台）呢？皇帝为什么要赠其持节泽州诸军事泾州刺史的封号？（时，灵台属泾州）。宋代《太平寰宇记》记载牛仙客的祖墓在灵台县城南一里蒲川水西。《资治通鉴·唐纪三十》）说“牛仙客，泾州人。”《唐纪二十九》说：“仙客本鹑觚小吏。”这说明牛意仁、牛仙客祖系也是灵台。《灵台县志》还记载了牛僧孺的墓在县南三十里处与牛弘墓在一起。其墓冢在今灵台县新开乡的牛村，为甘肃省文物保护单位之一。

别墅

　　除此之外，关于牛僧孺的文物传说，还有一处他的别墅。其故址在县城南里许离山下的南寺洼。据《灵台县志》记载，当初院中青竹翠柏，有一棵杏树还是牛僧孺亲手栽的。清顺治四年（公元1647年）灵台县令张齐圣在《至定寺碑记》中说：“去郭里许，有山巍然，曰离山。山之下，水环之，曰达溪夹岸……沿溪而上曰至定寺。寺创自唐，考之志书，为牛僧别墅。庭有银杏一株，老干虬枝，广阴数丈，为僧孺手植。”清道光元年（公元1821年）灵台县令苏履吉诗云：“南望离山簇晓烟，牛家别墅仰前贤。庭培老树流芳远，郡袭奇章继绪绵。父子天伦能悟主，诗书世业冀承先。于今梵刹仍居址，栋宇巍峨代几迁。”大概清末银杏已被砍掉了，房屋破败失修，所以廪生张明新有诗一首写到：“古刹何年结构成，宫留瓦砾尚纵横。院无银杏风光减，地少俗尘眼界清。绿树阴遮闻磬处，青苔痕杳步虚声。我来先看残碑字，为爰烟霞每独行。”

子嗣

　　关于牛僧孺的子嗣，史书记载极简，据《唐书》说，牛僧孺有两个儿子也做了大官。一个叫太蔚，大和九年进士，官至尚书左仆射；一个叫丛，开成二年进士，官至吏部尚书，客死太原。孙，牛徽（蔚子），咸通八年进士，官至刑部尚书，病卒于樊川别墅（在今陕西长安）；孙，牛循（蔚子），官给事中；孙，牛峤（丛子），位至尚书郎。重孙牛希济，仕蜀官翰林学士、御史中丞。像牛氏这样的书香世家在封建社会一般是不会寂寞的。但牛僧孺后，灵台地区却再没有什么关于牛家的传说，可见牛氏居官者大都在外地落户、发展了。不过今县内新开乡尚有“牛村”之名，并多牛姓者，且有牛氏家谱，牛弘、牛僧孺等具列谱中，这是否也可以做为牛僧孺族系的一个佐证呢？

历史资料

　　牛僧孺（779～847）唐穆宗、文宗时宰相。字思黯。安定鹑觚（今甘肃灵台）人。在著名的牛李党争中，是牛党的领袖。贞元二十一年（805）僧孺登进士第。唐宪宗元和三年（808），与李宗闵、皇甫湜应贤良方正、能直言极谏科，得高第。三人策文指斥时政，触犯宰相李吉甫。结果，主考官和复审官都被贬谪；僧孺授伊阙尉，在元和朝不得志。后来，僧孺、宗闵与李德裕（吉甫子）等纷争数十年，这次科场案是个起因。

　　穆宗即位，僧孺累迁户部侍郎，因拒绝宣武（今河南开封）节度使韩弘的贿赂，获得穆宗赏识。当时，李吉甫的政敌李逢吉为相，长庆二年（822），逢吉排挤翰林学士李德裕出任浙西（今江苏镇江）观察使，引僧孺为同平章事。四年，敬宗即位，僧孺出任武昌军（今湖北武汉）节度使。文宗大和三年（829），僧孺再次入相，德裕出为郑滑（今河南滑县东）节度使。五年，幽州（今北京）大将杨志诚逐节度使李载义，文宗召宰相商议对策，僧孺认为此事无关大局，主张任命杨忘诚继任节度使，为文宗采纳。同年，吐落维州（今四川汉川西北）守将悉怛谋降唐，剑南西川（今四川成都）节度使李德裕派兵入驻维州城，并奏陈用兵事宜。僧孺认为唐与吐蕃结盟，不宜违约开衅。文字从僧孺议，命德裕撤退驻兵，送还降将。其实，大和四年吐蕃已违约攻唐，此时，唐已可不受盟约拘束。僧孺对幽州和维州的决策，反映了他一贯妥协反战的思想。文宗后来对维州的处理不免后悔，僧孺也知文宗对他不满，便主动告退，出为淮南（今江苏扬州北）节度使，累迁东都留守、山南东道（今湖北襄樊襄阳）节度使，唐武宗即位后，李德裕当权，僧孺被罢为太子少师。会昌四年（844），又以交结泽潞（今山西长洽）叛藩的罪名，贬为循州（今广东惠州）长史。宣宗即位后，李党尽被贬滴，大中元年（847），僧孺复原官太子少师。同年卒。

奇闻趣事

　　牛僧孺与白居易有着深厚的友情，两人经常一起品石作文，其乐融融。

　　牛僧孺经常同白居易坐石论道。牛僧孺坦言：“尝与公迫观熟察，相顾而言，岂造物者有意于其间乎？将胚浑凝结，偶然成功乎？然而自一成不变已来，不知几千万年，或委海隅，或沦湖底，高者仅数仞，重者殆千钧，一旦不鞭而来，无胫而至，争奇骋怪。”为了纪念二人的友情和记载牛僧孺的爱石情愫，白居易特于会昌三年(843)五月题写了著名的《太湖石记》，简明而深刻地阐述了有关藏石赏石方面的理论与方法，从而提升了牛僧孺在古代石坛上的影响。鉴于牛僧孺藏石甚多，且多佳作，抽象具象均有，形神兼备，独树一帜，牛僧孺因而被白居易视为唐代的藏石大家。白居易为牛僧孺题写的《太湖石记》，更成为千古名文，为世人所传颂。兹将原文抄录于此，以飨读者：

　　古之达人，皆有所嗜。玄晏先生嗜书，稽中散嗜琴，靖节嗜酒，今丞相奇章公嗜石。石无文、无声、无臭、无味，与三物不同，而公嗜之何也。众皆怪之，吾独知之。昔故友李生名约有言云，苟适吾意，其用则多。诚哉斯言，适意而已，公之所嗜可知之矣。公以司徒保厘河雒，治家无珍产，奉身无长物。惟东城置一第，南郭营一墅。精葺宫宇，慎择宾客。性不苟合，居常寡徙，游息之时，与石为伍，石有聚族，太湖为甲，罗浮、天竺之石次焉。今公之所嗜者甲也。先是公之僚吏，多镇守江湖，知公之心，惟石是好，乃钩深致远，献瑰纳奇，四五年间，累累而至。公于此物独不谦让，东第南墅，列而置之。富哉石乎，厥状非一。有盘拗秀出如灵邱鲜云者，有端俨挺立如真官吏人者，有缜润削成如珪瓒者，有廉棱锐刿和剑戟者。又有如虬如凤，若跬若动，将翔将踊；如鬼如兽，若行若骤，将攫将斗。风烈雨晦之夕，洞穴开皑，若欲云□雷，嶷嶷然有可望而畏之者，烟消影丽之旦，岩壑□□，若拂岚扑黛，蔼蔼然可狎而玩之者。昏晓之交，名状不可。撮而要言，则三山五岳，百洞千壑，□缕簇缩，尽在其中。百仞一拳，千里一瞬，坐而得之，此所以为公适意之用也。会昌三年(843)五月丁丑记。《太湖石记》，是中国赏石文化史上第一篇赏石名作。在为牛僧孺题写的这篇名作中，白居易提出了“石无文无声，无臭无味”及“古之达人，皆有所嗜……诚哉是言，适意而已”的观点；提出了“石有族，聚太湖为甲，罗浮天竺之徒次焉”的石种选择标准；这篇名作，还向后人传达了牛僧儒痴迷太湖石“东弟南墅，列而置之，富哉石乎”的藏石盛况和“公于此物，独不谦让……待之如宾友，视之如贤哲，重之如宝玉，爱之如儿孙”的爱石情结。更重要的是，文中所提到的“石有大小，其数四等，从甲乙丙丁品之，每品有上中下各刻于石阴，曰：牛氏石甲之上、丙之中、乙之下。”的这种对赏石分等论级的品评方法，并为后来者所效仿。

　　牛僧孺在洛阳城东和城南分别购置了一所宅邸和别墅，他“治家无珍产，奉身无长物”，“游息之时，与石为伍”。牛僧孺在各地任职的朋友同好都知道他有石癖，便千方百计搜奇献瑰，“公于此物独不廉让，东第、南墅，列而致之……三山五岳，百洞千壑，视缕簇缩，尽在其中，百仞一拳，千里一瞬，坐而得之。”牛僧孺所爱蓄藏之奇石，多半是出自苏州太湖的太湖石。一次，他在苏州任地方官的朋友李某辗转搞来几座“奇状绝伦”的太湖石峰，“池塘初展见，金玉身凡轻。侧眩魂犹悚，周观意渐平。似逢三益友，如对十年兄。旺兴添魔力，消烦破宿酲。”牛僧孺激赏之余，写成一首40句的五言长诗，寄奉同好白居易和刘禹锡，白、刘二人前往观瞻后，也大为称奇，各自奉和了一首，白居易称赞其“在世为尤物，如人负逸才”，自叹虽曾为苏州刺史，却无缘得此奇石，“共嗟无此分，虚管太湖来”。刘禹锡在诗中也提到：“有获人争贺，欢遥众共听。一州惊阅宝，千里远扬舲。”读来令人想见其风采。牛僧孺在邸墅中罗致了大量的太湖石峰，朝夕相对，如坐春风，“待之如宾友，亲之如贤哲，重之如宝玉，爱之如儿孙。”并把太湖石峰从大到小分为甲乙丙丁四类，每类分别品评为上中下三等，刻于石表，如“牛氏石甲之上”之类，这便开了唐末宋初品石之风的先河。

治鄂之功

　　唐中叶，鄂州(州治江夏县，在今武汉市武昌区)成为东南贡赋转运中心，地位日显重要。宝历元年(825)，唐敬宗命宰相牛僧孺出任鄂州刺史、武昌军节度使，领鄂、岳、蕲、安、申、光等6州。牛僧孺在鄂6年，裁撤冗员，整肃吏治，减轻民赋，颇有政声。其间，他奏请废沔州，并汉阳、汉川于鄂州，开始将汉阳、江夏纳入同一行政区。江夏县原为土城，牛僧孺分期将其建为砖城，使之北临沙湖，南抵紫阳湖，规模空前宏大，为唐宋时期鄂州商业的繁荣和文化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